“我是处女座！”——80后“怪胎”导演耿明吉

80后导演耿明吉

80后导演耿明吉

“作为导演，您出道甚早，怎么看待自己身上80后新锐导演的标签？”这个问题作为第一个问题，抛给了坐在对面的耿明吉。

“标签都是别人贴的。如果非要选，那我宁肯说我是一个‘80后的处女座导演’，这个更贴切。”

“我糊弄不了我自己”

十年前，耿明吉作为副导演参加了著名导演穆德远的年代大戏《荣宝斋》的拍摄，就此出道。十年后，他独立执导完成的作品已经有《终极对决》、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》、《血债血偿》等长长一串，并且三次获得年度最佳收视作品奖。

“很多人看了我拍的戏，都觉得导演应该没这么年轻。”耿明吉身上保有着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特有的幽默和机智，“可能好多人都觉得80后是晚熟的一代，没深度的一代，其实成熟这事儿，跟年龄还真没什么必然的关系。反正我是这么觉得。”“其实什么年代都有特例。我从来没想过要当一个特例，但我确实一直都是一个怪胎。”说到自己是个怪胎，耿明吉哈哈大笑起来。显然。这个词比“新锐导演”更让他有认同感。

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处女作特质的“怪胎”导演 ，耿明吉毫不讳言自己在工作中是一名强迫症重度患者——尽己所能的完美是必须的。

回想刚刚担任导演的时候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更多的感受是兴奋。但当兴奋渐渐退，却不断会发现有很多地方其实都还可以做得更好，特别是到了做后期的时候，当坐在机房里再次审视自己的工作，“不怕您笑话， 有好几回我都因为觉得没做到最好，差点儿就掉了眼泪。”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但耿明吉却毫不讳言。“作品就是这样，你要是有一点儿对不起它的地方，哪怕是无意的，它最后也必然会十倍的回报给你。”“永远都没有‘最好’，只有‘更好’。这个可不是处女座情结，而是导演这个工作的性质，就是要不断地跟自己较劲，跟作品较劲，只要你在创作，就必须一直跟自己较劲下去，挑战自己的极限。有很多时候，这真的很辛苦，但我没有别的选择。”

很多人都感到和耿明吉一起合作压力重重，“他们经常说要被我逼疯了，但当作品出来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是高兴的。”

“一个人糊弄别人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糊弄他自己。我不想糊弄别人，更不想糊弄自己。”

“我也糊弄不了我自己”。耿明吉想了想，又补充道。

“只有不好的作品，没有不好的题材”

近年来抗战剧充斥银屏。 如果继续拍摄战争题材，尤其是抗战题材，会不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？拍抗战戏著称的导演耿明吉自有见解：“有句话说，只有做跨的企业，没有做倒的行业。影视行业也一样。不管什么题材，什么类型，只要是好作品，永远不会愁观众。”

“真正让观众疲劳的，不是题材，而是拙劣的不负责任的创作。就好像爱情是永恒的主题，但你要把一个故事讲好，打造成经典，那也不是容易的事儿。专业的团队和专业的精神是成就一部好作品最起码的配置”。

至于所谓的大众的“审丑情绪”，耿导对这一说法显然不甚认同。在我看来，说观众有审丑情结，这更多的是在哗众取宠。我不认为真的有人喜欢看丑的，观众只是渴望看到不一样的东西，而我们却满足不了他们，因为方方面面的限制，接过最后一不留神做出了一些类似新奇特的效果，但这种东西不会长久的。”

拍了三部抗战戏，三部都获了奖，这让耿明吉片约不断。他笑言，拍战争戏，是自己凭着兴趣一点点学出来的，而现实生活的题材，才是自己的真正强项，他目前正在筹备的新作品，就是关注小人物命运的生活剧。

“艺术没有终点”

近几年，中国电影市场迎来了飞速发展的时代，从票房的快速增长，到院线的全面建设，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电影行业。在耿明吉看来，这样的大环境意味着对导演提出更高的要求，因为资本的投入必然是以追逐利润为目标，如何获取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之间的平衡，不只是一个艺术问题，也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，而是一个社会问题，而一个过度被商业化所操控的电影行业是悲哀的。“一部作品要对得起观众，对得起投资人，也要对得起导演自己。”

耿明吉并不讳言自己对国内的第五代导演的羡慕，在他们的时代，虽然拍片的机会比现在要难得，但他们确确实实曾经拥有更加独立的表达空间，并因此而获得了社会的认可。现在这样的机会已经越来越难得了。

对于是否转向大银幕这个问题，耿明吉更愿意顺其自然，“时间不到的时候，你再怎么努着也成不了，时间到的时候，你想不去都不行。” “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，要面对不同的课题。我觉得自己还需要更多的积累，我不着急。因为作为一个导演，艺术上永远也走没有终点，更别说我还是一个处女座的导演。”说到这儿，他又大笑起来。